生于50年代、60年代的很多人，或是上山下乡，返城时已经耽误青春；或是恢复高考后复习应试，忙于改变命运，都把个人问题放在了最后。

　　当改革开放逐渐唤醒中国人的个人意识，问题堪堪已经铸成。

　　如今已退休的《中国妇女》杂志社的王秀琴记得，那几年，社里总是收到读者来信，诉说烦恼，请求她们想办法，帮忙解决婚姻问题———谁都不知道应该找谁去，在那没有婚姻介绍所这类机构、也未普及先进通讯方式的年代。

　　就这样，当时年发行量一百多万份的《中国妇女》杂志决定开辟一个为大龄青年婚姻问题服务的栏目，由行政工作部抽出一个人做总校对，定下每则启事120字以内的标准。

　　栏目最后定名“鹊桥”。

　　对朱俊芳的婚事，王好义这个直接上司十分积极。得到杂志社回信后，他替不识字的朱俊芳起草征婚启事，还拿到矿工会盖了章，最后附上15元钱，一起寄出。

　　“5月的第一期鹊桥，是在很多来信中选出的一封。”王秀琴记得，由于没有先例，来信五花八门，其中还是数朱俊芳的材料比较成形。并且，朱俊芳是工人，在当时看来“条件很好”。

　　1984年5月15日，《中国妇女》杂志当年的第5期。

　　第38页上，半页用花边框起来的“征婚启事”格外吸引人。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煤矿工人朱俊芳首先介绍了自己的收入和家庭情况，然后表达了征婚的意愿。

　　一个月后，千里之外。

　　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当音乐教师的女孩李萍借阅单位杂志，偶尔看到了这则征婚启事，她笑着对妹妹说：“你看这个人还登广告，全国找媳妇呢！这不是全国丢人么？”征来“学生牌”

　　李萍没想到，秋天，自己就成了这个“丢人的人”的媳妇。

　　那年她21岁，漂亮，白皙，生活在一个物质优裕的城市家庭。她刚刚从黑龙江克山师专毕业。音乐专业赋予她浪漫不俗的气质，同时也让她对在一个小县城当音乐老师的现状不很满足。

　　在人生道路问题上，她和父亲发生争执。她不愿意去见父亲安排好的相亲对象，父亲打了她一巴掌。

　　一气之下，6月下旬的一天，李萍揣上66元工资，离家出走。临走时，想着火车上要看书，她随手带了两本杂志，其中之一就是那本《中国妇女》。

　　在北京逛了几天后，李萍身上的钱就所剩无几了。不能回家，去哪儿呢？

　　李萍心念一动，想起了那则启事。

　　坐火车到焦作十分顺利。但住到宾馆后，整整三天，李萍每天到煤矿大门口去晃悠，就是不好意思进去找朱俊芳。

　　钱彻底花完了。最后一个下午，李萍跟矿区门口一位摆小摊的大嫂说了个谎，假称找不到朱俊芳，要大嫂帮她带个纸条。纸条上写着：“朱俊芳，你好！

　　你的征婚启事我看到了，我是东北来的，现在住在焦作市招待所xx房间。你如有空，请明天上午到招待所，咱俩面谈。此致敬礼！李萍6月26日。“第二天清晨，李萍还在睡觉，朱俊芳就在王好义的陪同下，坐早上第一班车赶来了。

　　其实，自从征婚广告刊出后，朱俊芳已经收到了好几百封来信，其中不乏一些条件很好的。不过直接上门“相亲”来的，李萍还真是第一个。

　　这次见面并不成功。

　　李萍很失望，面前这个人比照片上老多了。而看到这个漂亮高雅的姑娘，朱俊芳也明白了几分，自己是“农民牌”、“工人牌”，人家是“学生牌”，不般配。

　　朱俊芳征婚启事全文

　　我是一个煤矿工人，27岁，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父母已故，兄弟四人，房八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

　　我热爱煤矿工作，文化程度高小，无疾病，身高1.64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如谁家中只有女儿又有心招婿的话，我愿到女方家中落户，尽养老之责，如哪位丧夫之妇有心另寻伴侣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